米脂是我老家，但直到1979年春节前我才头一次陪着母亲回老家。米脂是我的祖辈父辈们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也是祖父和二舅流血牺牲的地方。回到老家一项重要的事就是去烈士陵园给祖父、二舅祭祀扫墓。
烈士陵园坐落在米脂县城南约五华里的黄土塬上，位于无定河东岸，无定河由北向南流去。青石建筑的高高烈士纪念碑在寒风中显示的格外凝重，肃穆。烈士碑的背面镌刻着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上千名烈士的名字，其中有我的祖父和二舅。祖父的名字排在第一。我的祖父王守义是1928年还在榆林师范念书时就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入党的老党员，那时正值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祖父从入党起就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全力投身陕北地下党的秘密工作，曾任米脂地下党区委委会、宣传委员。祖父出身于一个富商家庭，我的曾祖父在米脂县城东街开了家商号叫“宠信隆”的店，是生意最红火的一家大商号。祖父经常将家中的钱财拿出来接济革命事业。据常黎夫回忆，1931年春，他与刘澜涛同志参加陕北特委会组成的代表团赴北平的路费，我的祖父提供最多。( 常黎夫文《回忆毕维周、王守义》)1933年夏，祖父被叛徒董培义出卖，7月29日被捕，前后被捕的还有其他五位革命者:王兆卿、毕维周、崔明道、高禄孝、高庆恩。被捕后，敌人威逼利诱，用烙铁烙、用杠子压，灌辣椒水，跪火铁绳等酷刑，逼他们供出陕北特委和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以及马明芳、马文瑞等人的行踪，但祖父他们坚贞不屈，大义凌然，守口如瓶，没有泄露党的一点机密。敌人一无所获，就用死来威胁他们，但他们坚定地说：“要吃张口、要杀开刀，要我们不背叛共产党办不到！”1933年8月3日，米脂城内笼罩一片白色恐怖。杀气腾腾的敌人将祖父等六人五花大绑向绥德方向押解，行至十里铺以下，敌人强迫祖父等六人向无定河畔走，祖父他们意识到敌人要下毒手了，便齐声高呼: “打到国民党反动判！”“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押送他们的匪兵一起射出罪恶的子弹，祖父等六人壮烈牺牲。祖父表现最为顽强，大骂敌人，羞恼成怒的敌人又将祖父等三人的遗体抛入无定河中。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河水，烈士的精神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马文瑞文《回忆无定河畔六烈士》），后来三人的遗体被老乡们打捞上岸，祖父身重１１弹。这就是震惊陕北的“十里铺惨案”，事后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称他们为“无定河畔六烈士”。１９４１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绥德烈士陵园为六位烈士立碑纪念，后又迁至米脂。祖父生于１９１１年，牺牲时年仅２２岁。他的身后留下了年轻的还正怀有身孕的妻子——我的祖母，两个年幼的子女（父亲三岁、姑姑一岁）及痛失爱子的曾祖父母。祖父牺牲一个月后我的叔父才出生。我可怜的祖母痛失丈夫，刚刚将丈夫的遗体清晰入殓，本已悲痛欲绝，接着又生育，更伤了身子，此后便一病不起，两年后便含恨离开了人间。我的父亲、姑姑、叔父从此成了孤儿，度过了他们悲惨的童年及少年。
我的二舅高志国，在家排行老三，是我母亲的亲弟弟。１９４７年胡宗南进攻陕北之际参加人民解放军，参军仅三个月就牺牲在瓦子街战役的炮火中，牺牲时年仅１７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我的外婆、外爷承受着巨大的悲痛，两位老人直到临终是还念叨着他们已离去多年的爱子。
我们一行冒着凛冽的寒风为烈士献上花圈，并在烈士纪念碑前长久默默伫立着。望着铅灰色的天空下铁黑色的纪念碑，我心中十分沉重，思绪万千。我在想，假如祖父有在天之灵，当得知自己的儿子、我的父亲__这位14岁就加入了共产党的烈士后代，一直盼望着解放后能上大学却终身未能如愿，解放后竟还能挨批挨整，下放改造，几经劫难，几乎送命;自己的孙女为上大学一次次被权贵的子女排挤下来，二十多岁还未受完整教育的话，不知作何感想？他还会将一腔热血洒在这块土地上吗？在老家听外婆讲，外也去世早，按规定，无工资收入的外婆每月可领五元的烈属抚恤金，但每月去民政部门领钱时，遇到的不是借故推脱，便是互相推诿，烈属们每每得三番五次低三下四的祷告才能领到。外婆流着泪说:领这点血泪钱真难领啊！五元钱自然无法养老，我的外婆是由我的母亲及其他舅舅、姨妈养老送终的。在老家听说一些烈属生活十分困难，几乎就在贫困线上挣扎。我亲眼看到一位老红军沿街乞讨，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这些曾抱着解放普天下劳苦大众信念的革命先驱，解放多年却连自己的家人也未能脱贫解放，不知他们在九泉之下能否安宁！1979年的米脂之行，烈士陵园那铁黑色的烈士纪念碑，铅灰色的天空，还有那凛烈的刺骨的寒风，无言而向南缓缓流去的无定河，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永久的定格的画面，时值二十年后的今日，它还不时的撕扯着我的心。
后来我来到西安进修学习，常去一位表姨妈家借宿。一日在表姨妈家见到一位远道而来的远亲大叔。当大叔得知我是王守义烈士的孙女时非常激动兴奋，这位已是高级干部的大叔侃侃而谈，大讲爷爷的革命事迹，他说我的祖父当年英姿飒爽，干净利落。积极宣传鼓动革命，演讲口才非常好，他自己就是在我祖父的宣传鼓动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谈到祖父被捕后受尽敌人极残暴的酷刑折磨，被敌人倒吊起来灌辣椒水，用烧红的铁丝烙脚趾头缝，上老虎凳等等，但祖父终不屈服。大叔说，祖父临牺牲时，敌人要祖父跪下，祖父坚决不跪，还大骂敌人，敌人用枪托打他的腿，打倒他又站起来，他身中了11枪，几乎打成了筛子，可见他的英勇顽强。大叔举着大拇指说:你爷爷真是条好汉！大叔说着眼里闪着泪花，我听着更是心如刀搅，泪如雨下。后来大叔问我:以后政府给你们烈属家什么优待，又问及父母亲的情况，我如实地说道:解放后给了一张毛泽东签名、盖有中央人民政府大印的烈士纪念证书及一块烈属碑子，还有300元抚恤金。这300元抚恤金仅够我进修学习半年的学费。谈到父亲解放后挨整，谈到我为求学而遭受的坎坷，大叔眼瞪得老大，不相信地说:你这个娃娃怎没这麽说！之后久久地沉默不语。我不知道大叔在想些什么，他是觉得 我作为 烈士的后代应该口出革命的豪言壮语？
又一日， 与表姨妈闲聊，说起出国留学热， 表姨妈感慨地说:按你老爷爷的家产放到现在，应该能去美国留学的是你。以后我常想入非非，设想了许多假设:假如爷爷当年不选择革命道路，而是求学之路，依他的产业，他完全可以去欧洲去美国去留学，那麽他有可能成为一名科学家，进而让自己的子女受很好的教育，自己的妻子也会跟着他享尽天年;假如他像他父被那样去经商，他也有可能早已万贯家产，让妻子儿女尽享荣华富贵;假如他“识时务”倒向了国民党一面，做了高官，去了台湾，他的后代即使留在了大陆，也会因台属身份身价倍增，得到种种照顾，什么提拔任命、什么政协委员会潮水般地涌来;假如他没有被叛徒出卖，或者死里逃生，完全可能身居马文瑞、马国芳那样的高位，那麽，他完全可以保护自己的儿子不遭暗算，他完全有可能让自己的子女孙子、女解放后受到应有的教育。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不能排除，那就是历经政治运动也在劫难逃。记得“文革”之初时，我曾傻乎乎地对母亲说，爷爷要活着就好了。母亲愣愣地甩了一句话:活着也早让整死了！是的，像祖父那样宁折不弯的硬汉，也许只能是这样的结局。
这几年，不时看到有关贪官的报道，每次看到贪官的发迹史，忍不住要问:他们为什么能发迹？凭什么发迹？每每看到贪官们巧取豪夺，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的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不禁怒火万丈，想到那些永远长眠于地下的成千上万的为共和国诞生付出生命的先烈们，他们若有在天之灵，不知作何感想？他们是否还无怨无悔？想到那些为共和国诞生流血流汗身体致残的军人们，仅靠一点可怜的补贴维持生存，他们若有健全的思维，会不会感到被信念无情的戏弄？腐败的蔓延，是对先烈们的亵渎;贪官的提升，是对先烈们的嘲弄！那成千上万的烈士后人，叙事政治素质不高，不然又有几个人能像贪官们一样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壮哉，烈士！悲哉，烈属！
无定河无言，它静静地流，带走了烈士们的血，带走了烈士们的愿，汇进了烈属们的泪， 汇进了烈属们的怨，问一声无定河，你为什麽沉默？为什么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