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误区
王燕安
笔者从事教育十多年，自己也曾受了多年的教育，每天都与正在接受教育的人接触，包括学生和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在接受教育与施教于人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使我困惑，由困惑引发了我思考，由思考使我对一些被视为“至理”的观点产生怀疑，对我们的教育产生质疑。我以为，我们的教育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误区之一，忽视了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科学方法。
素质教育已喊了多年，但究竟培养什么样的素质，却十分含糊，笔者以为，创造性人才应成为我们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和首要任务。翻开历史，由渔牧时代直至今天的计算机时代，人类社会及其与自然界的竞争，大可归结为创造能力的竞争。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从理论上来说，一切人都有造就成创造性人才的可能。这是因为：创造性人才具有以下基本素质。它包括：自然素质与精神素质。自然素质包括：观察力、好奇心、兴趣、爱好等等，这些素质属先天的，但后天也是可弥补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培养的。精神素质主要指毅力与动力，这是属后天培养的。那么既然创造性人才具有的基本素质并不完全是天生的，而是可后天弥补或后天培养的，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并未成为创造性人才？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为什么在近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几百年内，近现代科学史上竟极少见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名字？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现代艺术日新月异的史册上竟也不见中国人的名字？诚然有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种种原因，这里我们姑且不说，也不说过去如何如何，就看看我们眼下的一些状况吧：
一个人从幼儿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听话、服从、守纪律，这是好孩子的标准。孩子们一进幼儿园，即像动物接受训化一样开始了训化过程。孩子们上课要求双手背后，为的是避免两手搞小动作，身板挺直，不许乱动，站队要求站齐，不允许谁靠前半步，甚至玩玩具也是由老师分发，而不许自己挑选……（笔者本人和自己的孩子都是这样接受训化的）孩子们从小听到的是不许这样，不许那样，直至他们上小学、中学、大学，甚至研究生。这种教育培养的是思维的惰性、刻板、僵化、呆滞，这样的模式教育出来的人，还有什么个性可言？还有什么创意可言？人们只能被训化成唯唯诺诺、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的乖乖儿、乖乖女。其实，文革中几乎全民的激进狂热的造神运动，不也正是这种教育的恶果，可文革结束后，又有多少人对这种荒唐的现象从教育方面作深刻的反思？
将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至今仍被当作经典的“教材”稍稍清理一下，做做反思，看看究竟有多少值得提倡和效法的价值。其一：“铁棒磨成绣花针”说得是李白少时贪玩，不好好学习。一日，见一白发老婆婆在河边磨一铁棒，问其为何，答曰要磨一绣花针。至此李白大悟，从此发愤学习，终成诗仙。其二：“愚公移山”说的是愚公动员全家挖太行、王屋两山，终因感动上帝，派神仙搬走两山的故事。这两则故事教育我们无论你干什么事，只要坚持下去必然会取得成功。真是这样吗？其实古今中外大凡成功之士，他们的成功除了毅力之外，更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探讨的是他们对该门专业的兴趣以及科学的方法。让一个人做对他来说丝毫没有兴趣的事，再让他坚持他也不会取得成功。而取得成功所需要的科学的方法，却长期被我们的教育所忽略。还有一个一直保留在教科书里的故事，更让人不敢苟同，这就是“达·芬奇学画的故事”。据说达·芬奇九岁学画时，他的老师要他连续画一百个鸡蛋，因为一百个鸡蛋的形状各不相同，达·芬奇照此做后，最终成为艺术大师。如此等等，还可举出不少，且不管此类故事是否有据可查，但我敢说，如果一个喜爱绘画的孩子初学画时即遇到这么一位老师，这么一种教法，那么不用画一百个鸡蛋，仅几十个鸡蛋如此这般地天天画下来，便会把这孩子对绘画的兴趣、学画的热情粉碎的荡然无存，从此不愿再摸画笔。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培养他的兴趣，在教的过程中始终贯穿寓教于乐的方式，比让他机械地、刻板地学习一些技法更为重要。曾经风靡全国的学钢琴热，许多孩子被硬逼地坐在了钢琴前，结果呢？有些非但没有学成，反而最终酿成了悲剧。硬逼着孩子学他丝毫不感兴趣的东西，无论怎样用“铁棒磨成绣花针”的故事来“激励”他，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来“鞭策”他，我认为都是没有结果的，是徒劳的。不是有人用“调侃”的口气说：老婆婆与其穷其毕生精力用最原始的方法将铁棒磨成绣花针，为什么不动脑筋研究一种先进技术来造针呢？愚公也本可以用简单的办法搬一次家即可达到目的，何必要耗其毕生精力甚至子子孙孙的精力来搬山呢？再说挖山难道不破坏自然环境、不影响生态平衡吗？这话虽说对“经典”不恭，但却点到了要害处，那就是无论干什么都要研究科学的方法。大跃进年代一些荒唐的作法、荒唐的口号现在想起令人发笑，不也正是把人的精神作用提到了极高的高度，而违背了科学、违背了自然规律吗？过去我们在教育培养人的过程中，偏重了毅力的培养，忽视了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记得杨振宁博士曾来国内某所大学讲学，当被人介绍他少时及工作后如何如何刻苦时，他说他自己并不刻苦，之所以能钻进去，完全是出于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英国智力研究人员托尼·巴赞在他最近出版的《大脑第一》一书中提到了每个人所具备的九个方面的潜能，通过训练，这些潜能是可以被开发的，这些潜能是：创造潜能、个人潜能、社会潜能、精神潜能、身体潜能、感觉潜能、计算潜能、空间潜能、文字表达潜能，这些潜能虽然每个人都具备，但却不是完全平均的，某些人可能这一方面较强，其他某些方面较弱；而另一些人在另一方面或几个方面较强，而在其他方面较弱。我认为，只有认识到这些潜能，认识到每个人的差异，通过教育、训练、科学地、因人制宜地开发这些潜能，才能使每个受教育者最大地受益。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持之以恒地坚持，强调毅力，哪壶不开提哪壶地硬逼孩子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可以说，精神素质与科学方法论这两大因素同是创造性人才的最基本的特性，两者都不可顾此失彼，有所偏失。
误区之二，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尊重，直至拜倒，而非对知识和权威的质疑和批判精神。
我们的教育从一开始就给学生们灌输知识、积累知识，基本采用的是填鸭式的方法，不管消化与否，不管是否感兴趣，一个劲地灌，学生决不可怀疑，更不敢推翻。这种中国式的读书最适合用来学教科书和考科举。书中的每一条都是真理，因为每一条都可能被考到。老祖宗传下来的读书方式是：读书要以书为主，掌握了一个“正确”的理论体系，就是掌握了真理本身，就像武侠小说里的真功夫，都在“秘籍”里一般。迷信理论体系，也是我们中国的特色之一。不要说文理工这些学科，就连最应提倡自由、个性、创新的艺术教育，学生也是在各种条条框框的管束、限制下来学习的。今天教师教学生这样画，那是因为昨天老师的老师是这样教他的，往上是这样传的，往下你也必须这样传，否则你将是大逆不道，甚至你会被赶下讲台。就连所谓的创作课，学生也常常不能按自己的想法来搞，不少教师要求学生必须按照自己的模式来搞“创作”，你画的像我的，你是好学生，是高分，否则低分不算，还要收拾的你直到你低头认罪方可。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行政领导的行政手段干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次“汇看”，这不仅限于学生创作，几乎每次大展前的创作都有几次这样的“汇看”，众多的婆婆们围着“媳妇”评头论足，等到如此这般地被“修剪”过后，“媳妇”早已变得只剩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的木头墩子了，或像一株株修剪的形状相同的园林植物了。裹过脚的小脚婆婆们绝不能容忍未裹脚的媳妇！许多人在做学生时，甚至已工作了若干年，都被小脚婆婆们管束过，因为婆婆们是权威、是名人。
再看看听名人演讲的场面，我们经常看到人们如众星棒月般簇拥着名人、仰望着名人、讨好着名人。而在美国，据说名人们都是孤单地来、孤单地去，并没象我们国内这样。如此等等，不一一例举，我们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忽视了教会学生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判断：已有的知识是否完全正确？已树立起的权威是否不容怀疑？我们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在培养科学上、艺术上，甚至人格上的奴仆门徒。
我一直在想，文革中一些红卫兵们的打砸抢行为，除了政治狂热，除了无知，难道不与他们从小所灌输的一句名人名言：“对待敌人要象冬天一样冷酷无情”有关吗？当然现在重视了法治教育，但人道主义精神也是应当从小培养的。
对经典理论和权威学者的膜拜与顺从，将会导致思想方法长期地固定在自以为正确无疑的思维模式上，这无疑是创造性人才出来的障碍；只有培养对知识和权威的质疑和批判精神，才具备了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可能。
误区之三：只有一心一意地钻研一个领域才会取得成功。
记得小学一年级课本中有一篇“小猫钓鱼”的故事，说得是两只小猫随其母大猫钓鱼，小猫甲三心二意地一会儿捉蝴蝶，一会儿玩耍，最后未钓着一条鱼；而小猫乙则一心一意地钓鱼，终钓着了鱼。这篇课文教育孩子们，无论做什么，只能一心一意做一件事，否则便做不成。其实，大量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如：电报是莫尔斯发明的，他的职业是画家；焦耳则是位酿酒专家；对地质学一窍不通的魏格纳创立“大陆飘移学说”；数学家费尔马，他的职业是文职官员，一位司法工作者。在中国，也有大量此类例子，如：诗人艾青原先是学美术的，沈从文先生因政治原因不能搞文学创作于是埋头转向了中国古代服装史的研究，一本《中国古代服装史》诞生了；即使我们熟悉的鲁迅先生也是初学医，后弃医从文的。
大量事实证明：当人们把视野扩展到几个学科或更广阔的范围，更能使他们的创造性思想纵横驰骋，这样容易突破技术上和概念上的障碍，也容易摆脱心理上、习惯上以及职业上的偏见。如果一味强调独钻一门学科，那么培养复合型人才只能是一句空话。可以说，跨越数个学科和行业的宏观探索更容易发现各学科之间空白领域中的新事物，从而取得意想不到的突破性进展和成功。
当我把这些思考了很久的问题用文字表述出来后，顿时觉得了轻松。这些想法不可避免地触动了某些“经典”，也许会引起非议，那么我文中所倡导的挑战权威，就算从己做起吧。